在我家，爸爸是个老好人，我每天回家踏进家门那一刻感受到的氛围，几乎都由我妈的心情决定。
妈妈心情好了，家里点着灯，饭香四溢，我的傻爹捧着手机歪在沙发上傻乐，一派温馨和谐。
一旦妈妈要是心情不好，傻爹也不乐了，家里冷冷清清的。此时我一定要积极甩锅：「爸，你又惹我妈生气啦！」
虽然不绝对，但身边的朋友经常也有此感受：比起爸爸，妈妈的状态，更能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（当然，这一切都是以家里并没有人用暴力等行为拖垮家庭下限为前提）。
换句话说，家庭成员中的状态总是互相影响，而女性成员的状态，似乎总是影响更大一些。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吧！
Happy wife, happy life
被研究证实是真的
快乐的妻子和母亲，能造就快乐的丈夫和小孩，从而造就快乐的家庭生活，这是真的。
通常来讲，个体对婚姻的满意程度，能够预测对生活满意的程度，和即时幸福感。即，对婚姻满意，那么对生活整体就越满意、个人也感觉越幸福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对于妻子和丈夫来说都是如此。
而当妻子越满意自己的婚姻时，丈夫的这个效应会增强；当妻子不满意自己的婚姻时，丈夫即使对婚姻感到满意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幸福[1]。
比起新婚的小家庭，这个效应在已经经历了多年风雨的老家庭中更显著。
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者们安排了新婚和老婚夫妻们参与了一项「吵架研究」，发现在发生冲突时，如果伴侣表现得越积极、越支持，新婚妻子的负性情绪变化与皮质醇反应越小（即压力反应小），双方的血压都会更低；
而对于年长的老婚丈夫们来说，当他们的妻子越不支持他们的看法，他们就会有越强的皮质醇反应，而在妻子身上则没有表现出变化[2]。
新婚夫妻吵架：
老婚丈夫吵架：
老婚妻子吵架：
母亲的整体状态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。
首先，母性敏感性（maternal sensitivity）是婴儿依恋安全的重要的影响因素，也是儿童获得最佳发展的前提条件。
母性敏感性是指母亲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孩子发出的信号，并正确地理解孩子的需求，及时、合适地回应。
大量研究发现，包括经济压力、婚姻压力、养育压力和心境压力等多种压力的情况下，母亲的母性敏感性都会被削弱，从而影响对孩子的照顾质量[3]。
一项追踪研究将母亲的情绪分为一般情绪症状因子（整合抑郁与焦虑症状）和积极心理健康因子，结果发现一般情绪症状因子与儿童的社会情绪问题相关，而积极心理健康因子，则与孩子的共情能力、模仿游戏、认知发展、沟通能力等的发展有强相关[4]。
与之相反地，当母亲面临抑郁状态时，她的精神状态会通过童年时期的无力感和创伤感影响孩子。母亲的抑郁程度能够显著预测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的自杀观念[5]。
在一项2023年的研究中，研究人员跟踪了541对母子后发现，当母亲在童年经历逆境时，会对其孕期及产后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而这种心理状态进一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，孩子更容易出现与焦虑相关的表现，例如对表现的过度担忧，躯体化症状，坐立不安等[6]。
以上的大量研究都提示我们，母亲的心理状态好坏呈现出一种跨代传递的趋势，在育儿这件事上，伴侣和社会都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充分的心理干预与支持。
承担更多情绪劳动的人
往往更能影响家庭的「风水」
好了，说了半天，难道我们是在说，女性对家庭氛围的调节有着致命影响，女性要对孩子的发展不良负全责？
并不是。
目前家庭中呈现这样的状况，主要是由于传统家庭和社会分工下，女性经常负责承担更多的情绪劳动（emotional labor），更有可能成为家庭中的情绪调节中枢。
要不然家里不管有啥事，我们第一反应都是喊妈呢。
通常这种情况会被认为是「女性对识别情绪有更强的敏锐度」，因此女性更适合承担家庭的情绪调节，但实际上近年的研究发现，男女两性情绪识别的能力差距不绝对，只是女性或许更能识别微弱的情绪线索[7]。
因此很多时候，家庭里的双方都可以承担情绪调节的责任，只是女性检测到的更多，因此就做了更多。
而在某人承担了某件事更多的情况下，另一方可能就会产生依赖。
同时，孩子的养育者也通常是母亲，孩子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更长。
由于婴幼儿并不会自己调节情绪，对于情绪，他们通常借用的是养育者的大脑。养育者情绪稳定，孩子也学会稳定；照料者焦虑不安，孩子的神经系统也会长时间处于警觉的状态[8]——这通常就是依恋系统形成的神经原理。
因此，女性的状态看起来最能影响整个家庭的状态，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承担最多家庭里的情绪劳动，安抚孩子、提供温馨的环境、照料焦虑的丈夫。
换言之，也是只有那些承担着舒缓和调动家庭情绪的人，才会最大程度地影响家庭的状态。
当然，家庭中并不承担这个角色的人也并不就完全「免责」。在传统家庭里，母亲是家庭状态的一级杠杆，而父亲就是二级杠杆，通过影响母亲的状态，来影响家庭气氛和孩子的发展。
想要家庭中「风水」变得最好、后代成长得最顺利，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同等重要。
有娃家庭最需要建立的
两个系统
家长们可自行分工
那么我们假设在一个核心小家庭中，有一位家长是情绪劳动提供者，那另一个要干什么，这个家庭会最好呢？
加拿大发展心理学家Daniel Paquette曾提出过一个激活关系理论（activation relationship theory），他认为在传统家庭中，母亲提供的是安抚式的关系，而父亲则应该提供激活式的关系[9]。
由于在传统的亲子互动中，父亲和孩子经常是在游戏打闹中度过时光，而父亲经常会鼓励孩子去挑战、尝试新事物。
如果一位父亲在这件事上做得好，那么孩子就会更勇于探索环境，他们的社会自信更高，风险评估能力也会更强。
同时在传统的家庭结构里，父亲常被儿童无意识地当作社会规则的第一代表[10]，儿童通过父亲来了解何为权威、何为规则。
因此父亲长期缺席或情绪不可预测时，孩子可能会更容易有社交焦虑、自我价值不稳定等问题，同时也可能产生面对权威时的惧怕，以及对权威的反抗[11]。
如今传统家庭的模式正在分解，父职和母职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，但对于儿童发展来说，这两种职能依旧必不可少。
父母双方需要能提供情绪的安全港湾，也要提供探索这个世界的勇气，并不拘泥于是由谁提供的。
一个要让孩子「感到安全」，一个要让孩子「敢于离开安全」，这在现实生活中，父母能给小孩最好的东西。
当然，这也是夫妻双方能给彼此最好的东西——一个好的家庭能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窝。
今日互动
在你们家，谁掌握着家里的「风水」？
References：
[1] Carr, D., Freedman, V. A., Cornman, J. C., & Schwarz, N. (2014). Happy marriage, happy life? Marital 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‐being in later life.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, 76(5), 930-948.
[2] Heffner, K. L., Kiecolt-Glaser, J. K., Loving, T. J., Glaser, R., & Malarkey, W. B. (2004). Spousal support satisfaction as a modifier of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marital conflict in younger and older couples.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, 27(3), 233-254.
[3] Booth, A. T., Macdonald, J. A., & Youssef, G. J. (2018). Contextual stress and maternal sensitivity: A meta-analytic review of stress associations with the Maternal Behavior Q-Sort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. Developmental Review, 48, 145-177.
[4] Phua, D. Y., Kee, M. K., Koh, D. X., Rifkin-Graboi, A., Daniels, M., Chen, H., ... & Meaney, M. J. (2017). Positive maternal mental health during pregnancy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forms of adaptive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: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.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, 29(5), 1573-1587.
[5] Ying-Yan, Z. H. O. N. G., Yu-Ting, L. I., Jian-Hua, C. H. E. N., Ru-Meng, C. H. E. N., En-Zhao, C. O. N. G., & Yi-Feng, X. U. (2025).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dolescent suicidal ideation: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s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ineffectiveness.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, 27(11), 1317.
[6] Uy, J. P., Tan, A. P., Broeckman, B. B., Gluckman, P. D., Chong, Y. S., Chen, H., ... & Callaghan, B. L. (2023). Effects of maternal childhood trauma on child emotional health: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frontoamygdala pathways.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, 64(3), 426-436.
[7] Fischer, A. H., Kret, M. E., & Broekens, J. (2018).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perception and self-reported emotional intelligence: A test of the emotion sensitivity hypothesis. PloS one, 13(1), e0190712.
[8] Fletcher, H. K., & Gallichan, D. J. (2016). An overview of attachment theory: Bowlby and beyond. Attachment i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: A clinician's guide to practice and research, 8-32.
[9] Paquette, D., Gagnon, C., & Macario de Medeiros, J. (2020). Fathers and the activation relationship. In Handbook of fathers and child development: Prenatal to preschool (pp. 291-313). Cham: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.
[10] Lamb, M. E. (Ed.). (2004).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. John Wiley & Sons.
[11] Sarkadi, A., Kristiansson, R., Oberklaid, F., & Bremberg, S. (2008). Fathers'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's developmental outcomes: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. Acta paediatrica, 97(2), 153-158.
本文关键词：情绪劳动、母姓敏感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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